《汉明帝天竺求佛：佛教东传的里程碑与文明交融》
东汉永平七年（公元64年），洛阳城内一则来自西域的消息打破了宫廷的平静。汉明帝刘庄在夜读《史记》时，偶然看到关于“匈奴祭天金人”的记载，又听闻使者出使大月氏途中曾遇“光武中，西域有神人，头有日轮，自天而降”的奇闻。这位以“明察善断”著称的皇帝，当即召集太史令傅毅、博士王遵等儒臣商议。傅毅跪奏：“臣闻西方有神，名曰佛陀，其教言生死轮回、善恶报应，与陛下所求‘以德化民’之治道暗合。”汉明帝抚须沉思，次日便下诏：“遣使西域，求佛道于天竺。”这场跨越万里的文化寻访，不仅开启了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历史序章，更成为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深度交融的起点。
一、历史背景：从“匈奴祭天金人”到“永平求法”
汉明帝的求佛决策并非偶然。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以来，中原与中亚、南亚的交流日益频繁。据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，西汉元帝时期（公元前48年—前33年），匈奴曾在甘泉宫立“金人”祭天，学者普遍认为此“金人”即佛像。东汉初年，随着丝绸之路的重新畅通，西域商旅、僧侣频繁往来，佛教思想开始以碎片化形式传入。班超经营西域期间（公元73年—102年），于阗、龟兹等地已出现佛教寺院，但尚未形成系统传播。
汉明帝本人深受儒家“天人感应”思想影响，同时面临东汉初期社会矛盾：土地兼并加剧、豪强割据隐现、自然灾害频发。他试图通过引入新的思想资源来巩固统治，而佛教“因果报应”“众生平等”的教义，恰好与儒家“仁政”思想形成互补。永平三年（公元60年），楚王刘英“诵黄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”，成为首位公开信佛的宗室成员，这进一步推动了汉明帝的决策。
二、求法使团：十八人西行的壮举
永平七年（公元64年）春，汉明帝任命郎中蔡愔、博士弟子秦景等十二人为正使，另选通晓西域语言的译官六人，组成十八人的求法使团。他们携带黄金、丝绸等礼物，从洛阳出发，经河西走廊，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，抵达于阗（今新疆和田）。在此补充给养后，沿昆仑山北麓西行，翻越帕米尔高原，进入中亚的贵霜帝国（今阿富汗、巴基斯坦北部）。
使团途中遭遇多重挑战：沙漠中缺水断粮，靠融雪和野果维持；高原反应导致多人病倒；贵霜境内政局动荡，需贿赂地方官员方能通行。但蔡愔在日记中写道：“虽九死其犹未悔，为求大道，何惜此身？”这种执着精神，成为后世求法者的精神象征。
三、天竺遇佛：迦叶摩腾与竺法兰的东来
永平八年（公元65年）冬，使团抵达摩揭陀国那烂陀寺（今印度比哈尔邦）。此时，印度正处于贵霜帝国与巽伽王朝的交替期，佛教分裂为上座部与大众部，但大乘佛教已开始兴起。那烂陀寺住持迦叶摩腾（Kasyapa Matanga）与竺法兰（Dharmaratna）两位高僧，被使团的诚意打动，决定随行东传佛法。
迦叶摩腾出身婆罗门种姓，精通吠陀经典，后皈依佛教，擅长辩论与翻译；竺法兰原为中亚商人，因战乱出家，通晓梵语与汉语基础。他们携带《四十二章经》（现存最早汉译佛经）、佛像及贝叶经，与使团一同返程。归途更为艰险：贵霜境内爆发叛乱，使团被劫掠三次，损失大半物资，但经卷与佛像得以保全。
四、白马驮经：佛教在中国的落地生根
永平十年（公元67年）春，使团抵达洛阳。汉明帝亲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迎接，见白马驮经而来，遂下令在洛阳西郊建寺，以“白马驮经”之意命名“白马寺”。此寺成为中国第一座官办寺院，被后世尊为“释源祖庭”。
迦叶摩腾与竺法兰在白马寺开始译经工作。《四十二章经》共四十二节，内容涵盖佛教基本教义（如四谛、十二因缘）、修行方法（如持戒、禅定）及伦理观念（如慈悲、不杀生）。其语言简练，融合儒家术语（如“道”“德”），便于士大夫接受。同时，两位高僧参考汉代画像石艺术，设计出中国最早的佛像造型——结跏趺坐、右手施无畏印、左手持法轮，奠定了汉传佛教造像的基本范式。
五、文化影响：从宫廷到民间的佛教传播
汉明帝对佛教的支持具有战略意义。他命楚王刘英在封地建寺，赐予“浮屠里”匾额；鼓励太学生研习佛经，将佛教纳入官方教育体系；在洛阳设立“译经场”，由迦叶摩腾、竺法兰主持，培养首批本土译经人才。这些举措使佛教迅速从宫廷走向士族阶层。
民间层面，佛教的慈善理念与汉代“举孝廉”制度形成互动。寺院设立“悲田院”，收养孤寡老人；僧团推行“不杀生”戒律，促进农业生态保护。同时，佛教艺术开始融入中国传统文化：云冈石窟的犍陀罗风格与中原雕刻技法结合，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形象融合了西域乐舞与汉代仙道思想。
六、历史争议：求法事件的史料辨析
关于“汉明帝天竺求佛”的真实性，后世学者存在争议。唐代法琳《辩正论》引《老氏圣纪》称：“永平中，感楚王英梦金人，遣使求法。”但《后汉书》仅记刘英“尚浮屠”，未提明帝求法。近代学者汤用彤认为，此事件可能存在史实与传说的混合：蔡愔等人的西域之行确有记载，但“天竺求佛”或为后世附会；而佛教正式传入时间，可能早于永平年间，但官方系统的引入始于此时。
尽管如此，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不容忽视。它标志着佛教从民间自发传播转向官方主导引进，为后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繁荣奠定了基础。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言：“汉明帝求法，是中华文明主动吸收外来文化的第一次伟大尝试。”
七、文明交融的深层启示
“汉明帝天竺求佛”不仅是宗教传播事件，更是文明对话的典范。它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：汉代统治者未将佛教视为异端，而是吸收其伦理资源来完善治理体系；同时，佛教也经历了本土化改造，如将“因果报应”与“天人感应”结合，形成“神道设教”的独特模式。
这种交融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唐代玄奘西行、鉴真东渡，均延续了“求法于外、弘道于内”的传统；而佛教的中国化进程，也为宋明理学吸收佛道思想提供了经验。今天，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，更能理解文明交流互鉴对于人类进步的重要性。
关键词：汉明帝、天竺求佛、佛教东传、白马寺、迦叶摩腾、竺法兰、永平求法、文明交融
简介：本文详述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派遣使团赴天竺求取佛法的历史过程，分析其背景、路线、人物及文化影响。事件以蔡愔等十八人西行、迎回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、建立白马寺并译出《四十二章经》为核心，探讨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里程碑意义，以及其对政治治理、社会伦理、艺术文化的深远影响，同时辨析相关史料争议，揭示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规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