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兼爱、非攻的墨子：一位被历史低估的哲学先驱》
春秋战国时期，中国思想界迎来了第一次“百家争鸣”的黄金时代。在儒家、道家、法家等显学之外，一个被称为“墨家”的学派以独特的思想主张和实践精神，在乱世中划出一道耀眼的光芒。其创始人墨子（名翟），以“兼爱”“非攻”为核心，构建了一套超越血缘与等级的人道主义体系，不仅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，更对后世中国乃至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然而，与孔子、老子等被后世尊为“圣”的思想家相比，墨子的历史地位长期被低估。本文将从墨子的生平、思想内核、实践行动及历史影响四个维度，还原这位被遮蔽的哲学先驱的真实面貌。
一、从工匠到哲人：墨子的平民底色
墨子的生平记载散见于《墨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等典籍，其具体生卒年已不可考，但学界普遍认为他生活在公元前470年至前391年之间，与孔子（前551—前479）部分重叠，但主要活动于战国初期。与出身没落贵族的孔子不同，墨子出身于“贱人”（古代对底层劳动者的称呼），《淮南子·要略》称其“以裘褐为衣，以跂蹻为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为极”，《庄子·天下》亦言其“以绳墨自矫，而备世之急”。这些记载勾勒出一个出身卑微却通过自我磨砺成为“博学多能”的工匠形象。
墨子的技术背景是其思想的重要底色。他精通机械制造，被后世称为“科圣”，《墨经》中记载的杠杆原理、小孔成像、光学反射等科学知识，比西方同类发现早数百年。这种对“技”的重视，使墨家成为诸子百家中唯一兼具理论建构与实践能力的学派。墨子曾率弟子制造防御器械，帮助宋国抵御楚国进攻，这一事件成为其“非攻”思想的经典注脚。
二、兼爱：超越血缘的平等之爱
“兼爱”是墨子思想的核心，也是其与儒家“仁爱”的根本分歧。儒家主张“爱有差等”，从亲到疏、由近及远推展爱心，认为“孝悌”是仁之本；而墨子则提出“视人如己”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，主张无差别地爱所有人，无论亲疏、贵贱、国别。这种平等之爱的提出，直接针对了春秋战国时期“诸侯相侵伐，暴虐百姓”的社会现实。
墨子认为，天下纷乱的根源在于“不相爱”。他举例说：“臣子不孝君父，所谓乱也；子自爱，不爱父，故亏父而自利；弟自爱，不爱兄，故亏兄而自利；臣自爱，不爱君，故亏君而自利。此所谓乱也。”（《墨子·兼爱上》）要根治这种混乱，必须以“兼”代“别”，即用普遍的爱取代有差等的爱。他进一步提出“兼则爱，别则争”，认为只有实现“兼爱”，才能达到“强不执弱，众不劫寡，富不侮贫，贵不傲贱，诈不欺愚”的理想社会。
墨子的“兼爱”并非空洞的道德说教，而是建立在“交相利”的现实基础上。他指出：“爱人者，人亦从而爱之；利人者，人亦从而利之。”这种互利共赢的逻辑，使兼爱具有了可操作性。与儒家将“仁”寄托于统治者的道德自觉不同，墨子试图通过制度设计（如“尚同”“尚贤”）保障兼爱的实施，体现了其平民思想家的务实精神。
“非攻”是墨子“兼爱”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延伸。面对战国时期“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”的惨状，墨子明确反对侵略性战争，认为“攻无罪之国”是不义之举。但他并不否定所有战争，而是区分“诛”与“攻”：诛杀暴君是正义的（如商汤伐桀、周武伐纣），而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则必须制止。
墨子的非攻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。据《墨子·公输》记载，楚国计划攻打宋国，墨子得知后“行十日十夜”赶到楚都，与公输班（鲁班）进行了一场著名的“模拟攻防战”。墨子以腰带为城、以木片为械，演示了宋国如何通过防御器械抵御楚军进攻。最终，楚王因“义不杀少而杀众”放弃攻宋。这一事件不仅展现了墨子的辩论才能，更体现了其“以智止战”的实践精神。
墨子的非攻思想包含两层逻辑：一是道德层面，侵略战争违背“兼爱”原则，造成“百姓之死，不可计数”；二是功利层面，战争消耗巨大，最终“得者少，失者多”，不符合“交相利”的准则。他主张通过“强本节用”（发展生产、节约开支）增强国家实力，而非依赖武力扩张。这种“防御性现实主义”的外交理念，对后世中国“和为贵”的外交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四、节用、尚贤与墨家组织：平民社会的制度设计
墨子的思想体系不仅包含伦理与政治主张，还涉及经济、教育、军事等多个领域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“墨家十论”（兼爱、非攻、尚贤、尚同、节用、节葬、非乐、非命、天志、明鬼）。其中，“节用”“尚贤”与墨家组织形式，体现了其对平民社会的制度设计。
“节用”是墨子针对贵族奢侈浪费提出的经济主张。他认为“去无用之费”，反对“厚葬久丧”“繁乐淫声”，主张“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”。这种实用主义的经济观，与儒家“礼”的繁琐形成鲜明对比，反映了小生产者对资源高效利用的诉求。
“尚贤”是墨子的人才观。他主张“不辨贫富、贵贱、远迩、亲疏”，唯才是举，认为“官无常贵，民无终贱”。这种打破血缘与门第的用人原则，在战国时期具有革命性意义，为平民提供了上升通道，也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。
墨家组织是其思想的实践载体。墨子弟子多来自社会底层，形成了一个纪律严明、行动高效的团体。他们“以巨子为法”，信守“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”的戒律，甚至不惜以生命践行“非攻”理念（如墨家弟子多次阻止侵略战争）。这种准军事化的组织形式，使墨家成为战国时期唯一能与儒家抗衡的学派，时人“或谓之儒，或谓之墨”，足见其影响力。
五、历史影响：从显学到隐没的命运
墨家在战国时期达到鼎盛，与儒家并称“显学”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载：“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，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。”然而，随着秦统一六国，法家思想成为主流，墨家因“非攻”主张与帝国扩张政策冲突而逐渐衰落。汉代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后，墨家更被边缘化，其典籍《墨子》在流传中散佚严重，直至清末才因考据学兴起而重新被重视。
尽管如此，墨子的思想仍以隐秘方式影响着中国社会。其“兼爱”理念渗透于民间慈善与宗族互助中；“非攻”思想转化为中国“和为贵”的外交传统；实用科学精神则通过《墨经》等典籍影响了后世科技发展。近代以来，随着西方平等、博爱观念的传入，学者开始重新发掘墨子的现代价值，梁启超称其为“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大家”，胡适认为墨子是“中国唯一的民主主义者”。
在全球化的今天，墨子的思想更具现实意义。其“兼爱”超越了民族、宗教的界限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古老智慧；“非攻”理念对抗着单边主义与军事霸权；“节用”思想呼应着可持续发展目标。这位被历史低估的哲人，正以新的方式回归人们的视野。
关键词：墨子、兼爱、非攻、墨家、平民思想、防御止战、节用尚贤
简介：本文以墨子为核心研究对象，从其平民出身切入，系统梳理了“兼爱”“非攻”的思想内核，分析了墨子以防御止战、节用尚贤为核心的实践智慧，揭示了墨家组织对平民社会的制度设计，并探讨了其思想从战国显学到近代复兴的历史命运，最终指向墨子思想对当代全球治理的现代价值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