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观点评：广义财政盼增量

宏观点评：广义财政盼增量

一、引言：广义财政的宏观意义与当前困境

广义财政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工具，涵盖政府预算内收支、政府性基金预算（如土地出让收入）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等多元体系。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财政资源的统筹配置，实现经济稳定、结构优化与社会公平。然而，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三重压力，广义财政的可持续性与政策空间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。尤其是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锐减、专项债发行节奏放缓、隐性债务监管趋严等因素叠加，导致广义财政支出能力受限，对基建投资、民生保障等领域的支撑作用减弱。在此背景下，“广义财政盼增量”不仅是对政策工具箱扩容的期待，更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诉求。

二、广义财政的构成与运行逻辑

（一）广义财政的框架解析

广义财政体系由“四本预算”构成：一般公共预算（税收与非税收入为主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（以土地出让收入为核心）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（国企利润上缴）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（养老、医疗等社保收支）。其中，政府性基金预算与土地市场高度关联，2022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的90%以上，但其波动性显著，2023年1-5月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0%，直接拖累地方政府财力。

（二）财政支出的结构特征

广义财政支出呈现“基建+民生”双轮驱动特征。一般公共预算侧重教育、医疗、社保等民生领域，2022年支出占比达38%；政府性基金预算则主要投向基建（如交通、市政、产业园区），占比超60%。然而，受土地财政收缩影响，2023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节奏放缓，前5月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同比减少15%，导致基建投资增速从2022年的9.4%回落至2023年上半年的7.2%。

（三）财政可持续性的挑战

广义财政的可持续性面临三大矛盾：一是收入端土地财政依赖与房地产调控的矛盾；二是支出端稳增长需求与债务风险管控的矛盾；三是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的矛盾。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35万亿元，其中隐性债务规模仍存不确定性，叠加土地出让收入下滑，部分地区偿债压力凸显。

三、当前广义财政的增量需求与政策空间

（一）基建投资：从“土地财政”到“新基建”转型

传统基建依赖土地出让收入与城投平台融资，但当前土地财政收缩导致项目资本金不足，城投债发行受阻。政策层面需通过三方面突破：一是扩大专项债用作资本金范围，将新能源、数字经济等新基建领域纳入支持范围；二是推动REITs（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）市场化发行，盘活存量资产；三是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。例如，2023年新增专项债中，约30%投向市政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，但新能源充电桩、5G基站等新基建占比不足10%，未来增量空间显著。

（二）民生保障：社保与消费的联动效应

广义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支出具有“稳预期、促消费”的双重作用。2022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的14%，但与发达国家（如德国25%、法国30%）相比仍有差距。政策建议包括：一是提高养老金统筹层次，降低企业缴费比例，释放居民消费潜力；二是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，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；三是通过财政补贴推动家电、汽车等大宗消费，2023年部分地区已试点发放消费券，但规模有限，需中央财政统筹支持。

（三）税收政策：减税降费与财政收入的平衡

2022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4.2万亿元，但财政收入增速仅0.6%，导致收支矛盾加剧。未来需优化税制结构：一是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范围，支持制造业升级；二是研究开征房地产税、数字服务税等新税种，拓宽财政收入来源；三是完善地方税体系，将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，增强地方政府财力。

四、广义财政增量的政策路径与风险防控

（一）中央财政加杠杆：特别国债与预算调整

当前中国政府债务率（债务余额/GDP）约50%，显著低于发达国家（如美国120%、日本260%），具备加杠杆空间。政策可考虑：一是发行长期特别国债，用于国家重大战略项目（如“东数西算”、芯片制造）；二是调整中央预算，将部分超收收入用于补充地方政府基金预算；三是扩大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规模，2022年国开行、农发行已投放6000亿元，2023年可进一步增至1万亿元。

（二）地方财政创新：财政与金融的协同机制

地方财政需突破“土地财政”依赖，探索“财政+金融”协同模式：一是发展产业引导基金，通过财政出资撬动社会资本，如合肥模式（政府引导基金投资京东方、蔚来汽车）；二是推广“专项债+市场化融资”组合，允许符合条件的项目通过银行贷款、债券融资补充资金；三是建立跨区域财政协作机制，如长三角、珠三角地区试点财政资金跨区域调配。

（三）风险防控：债务透明化与监管强化

广义财政增量需以风险可控为前提：一是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，将隐性债务纳入预算监管；二是建立债务风险预警体系，对高风险地区实施财政资金冻结；三是推动城投平台市场化转型，剥离政府融资功能，2023年已有部分省份要求城投平台“退平台”或“转企”。

五、国际比较与政策启示

（一）美国：财政货币化与债务可持续性

美国通过量化宽松（QE）实现财政货币化，2020年财政赤字率达14.9%，但依赖美元国际地位消化债务风险。中国需避免“财政货币化”路径，防止通胀与资产泡沫。

（二）德国：税收稳定器与地方财政自主

德国通过税收自动稳定器（如累进所得税）平滑经济波动，同时赋予地方财政自主权（如地方税占比超40%）。中国可借鉴其地方税体系建设经验，增强地方政府财力。

（三）日本：超长期国债与产业政策结合

日本发行50年期超长期国债支持基建与产业升级，但导致政府债务率超260%。中国需控制债务期限结构，避免“以长换短”加剧偿债压力。

六、结论与展望：广义财政增量的战略意义

广义财政增量不仅是短期稳增长的工具，更是中长期推动经济转型的关键。通过财政资源向新基建、民生保障、科技创新等领域倾斜，可实现“投资-消费-创新”的良性循环。未来政策需平衡“效率与公平”“稳增长与防风险”，在中央财政适度加杠杆、地方财政创新模式、税收结构优化等方面形成合力。预计2023年下半年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将回升至8%-10%，带动全年GDP增速保持在5%以上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。

关键词：广义财政、增量政策、土地财政、专项债、新基建、民生保障、债务风险、财政货币化

简介：本文分析广义财政的构成与运行逻辑，指出当前面临的土地财政收缩、债务风险等挑战，提出通过中央财政加杠杆、地方财政创新、税收优化等路径实现增量，并结合国际经验提出风险防控建议，强调广义财政增量对稳增长与经济转型的战略意义。